[20]在宪法统摄之下，随着国家任务的三次扩张，[21]德国陆续改造了其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的内部结构与体系，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风险立法体系。

将这一观点适用于房地产税这一特殊的财产税, 能够得出与本文类似的结论。3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第一款、第二款分别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 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例如，一战后德国根据凡尔赛条约承担了巨额赔偿义务，二战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一片废墟之上进行战后重建，就构成了这种意义上的例外情况。12参见刘汉霞:《再论我国房地产税立法的目标定位与价值选择》, 载《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第235页。有德国学者认为, 国家同时在获得、持有和消费财产的三个阶段征税, 缺乏正当性。从文义、制宪历史、保障内容等角度来考察《基本法》第14条, 都无法得出应当进行予以区分对待的结论。如果税率低于这一数值，则税额不超过房地产收益，房地产税实际上就构成了收益税 (Ertragssteuer) ，即对房地产收益的征税，房地产所有人只需要将部分收益转移给国家;相反，如果税率高于这一数值，税额超过房地产收益，房地产所有人不仅需要将所有收益转移给国家，还需要动用房地产本身价值的一部分来纳税。

除此以外，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转移财政支出责任的做法，也导致下级政府尤其是省以下政府财务状况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不过，反对者对这一结论提出如下质疑:房地产税是否能够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应当根据一定的标准来判断。[11] 在现行德国《基本法》框架下，学界普遍将艺术自由、学术自由、媒体自由乃至教育权利等统一归类为文化基本权，是文化国家的重要基本权利。

[46]我国宪法没有采取这种立场，公民对宪法的遵守义务很显然有可能与学术自由产生冲突。鉴于此，笔者曾专门以学术自由为题撰文，在法学的层面上探究学术自由的权利主体、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区别、为什么要保障学术自由和我国现阶段保障学术自由存在的不足等问题。具体来说，根据宪法上人民与国家的地位关系，传统宪法学往往倾向于对基本权利进行分类。因此，科学研究自由本质是一种消极权利，不宜将其置于作为积极权利的文化权利概念之下的观点并不成立。

[72]总而言之，学术自由才是最终的目的，大学自治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两者的逻辑关系不能混淆。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宪法为国家设定的这种积极义务在法学上应该怎样进行理解？对此，大致可以有三种思考方式。

本文严格依据我国宪法，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对学术自由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只要在外观、形式上符合学术的特征，例如是对真理、事实的认真严肃的认识活动，具备计划性、系统性等特征时就可以认为属于学术活动。[23]这一条文作为现代德国学术自由的宪法依据简洁明了，给予了法官和学者巨大的解释空间。[11] 最后，科学研究自由与学术自由是否是同义语呢？该判断可以转化为学术自由是否就是科学研究自由的问题。

[31]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73年大学组织判决[32]中对学术进行了如下定义：学术可以被看作从内容和形式上，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严肃且有计划性的尝试。它对国家产生了两个层面的要求： 首先，如果国家制定或作出了反对学术事业发展、削减科研经费投入、取消财政拨款等立法和行政行为，就与该项宪法规定发生了抵触。传统的古典学说认为，学术的概念应当从内容上予以判断。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学术共同体的自身规模不断增大，内部交流联系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我们是否应当更多地将目光转移到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去探究学术内部世界的自由保障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

学术自由既然是规范法学意义上的一种基本权利，就必须对其概念进行界定以明确保护范围，但只需要从形式的、消极的角度对其进行定义即可。此外，在事实层面上国家受到财政状况的制约，有选择性地优先支持对社会有用性高的学术项目也无可厚非。

[49]第二种观点认为该规定有着独立意义，它直接禁止教师在课堂上进行反宪法的学术性教学，但这种禁止针对的是反宪法的价值判断，并不限制陈述事实。换句话说，只有学术性的研究、教学才是该条款的保护对象，一切非学术性活动被排除在《基本法》第5条第3项的保护之外。

[4] 参见胡正昌、李云霖：《公民图像：基本权利立法保障的返视、反思与展望——纪念我国1982年宪法颁布30年》，《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2期，第74页。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等。（一）保护范围 1.保护范围的界定方法 究竟哪些活动属于学术自由的保护范围呢？过去，我国学界在此问题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种积极权利是一种抽象的法律权利，它对国家提出了最低限度的作为义务要求。[50] 从学理上分析，第一种观点并不可取。[42] 不过，有关克隆人的研究普遍受到各国实定法禁止，例如德国《胚胎保护法》（Embryonenschutzgesetz）第6条和日本《克隆人技术规制法》第3条等。

其次，研究经费的支持或不支持本质上并没有侵害作为消极权利的学术自由。首先，可以明显看到，这条规定有两个不同层面的意思：第一，公民有文化活动的自由。

[37] 我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这方面过去争论较多的典型例子是《宪法》33条第2款平等原则是否包含立法平等的问题。况且，难道学术自由只能推导出自由权性质的具体内容吗？学术自由同样可以作为一项积极权利，推导出请求权性质的规范要求。

那么，国家的这种差别性奖励扶持政策是否对学术自由构成了间接性制约呢？ 首先，国家的差别性政策在宪法上有正当性依据。这种观点认为，不应当从实质内容上去定义学术，也不能放弃对学术的定义。

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4期 进入 湛中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学术自由 消极权利 积极权利 。斯门德指责安许茨的观点完全无视学术自由在德国的产生和发展历史，且如果将学术自由条款当作依法行政原则的重复，那么就根本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特地在宪法上规定学术自由。发源自法国、英国、美国的近代立宪主义原理认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是一种个人对国家的权利，它调整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私法，与宪法基本权利条款无关。如何保障团体内部的学术自由同样是现实的需求。

最后，国家对学术项目的选择性支持本质上是一个是否违反平等原则的问题。在讨论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性时，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

[17] 参见章剑生：《知情权及其保障——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例》，《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第146-149页。据此，古典学说认为宪法对学术自由的保障是一种法律保留型保障（Gesetzesvorbehalt），如果有法律的依据，对学术自由进行限制并不抵触宪法规定，换句话说，只要有法律的依据就可以对学术自由进行限制。

因此，这种观点在解释论上不可取。在剖析的过程中，借鉴了德国、日本等国的宪法理论与实践经验，并且结合我国实际，采用了分类讨论的方法从消极权利、积极权利与国家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三个角度阐述了我国宪法学术自由条款在规范意义上的三重性质构造。

它规定：教学自由并不能免除对宪法的忠诚。具体来说，这种学说认为学术的定义应该交由学术研究者自身来决定，学术外部世界不应当对此进行干涉。[10] 参见注[1]，第8-9页。[68] BVerfGE 35,79(114f). [69] 有学者认为该案体现的是基本权利的组织保障理论，与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理论作了区别。

国家对学术活动的差别性扶持政策并不构成对学术自由的间接性制约，但会引起平等问题。现代学术世界已不再仅仅以学校为单位，更多的是跨越学校界别的学者团体。

也就是说，宪法之所以保障学术自由是为了防止公权力的不当干涉，在规范意义上要求政府的不作为——这不仅是作为消极权利的学术自由的基本内容，也是宪法上所有自由权的共通原理。（二）权利限制 即使某种活动被定性为学术活动，处在宪法学术自由条款的保护范围之内，是否国家也可以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呢？对此可以分为三种情况进行分类讨论。

[26]第二，学术自由条款的保护范围完全依赖于对学术一词的解释。[19] Vgl. K?ttgen, Die 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 und die Selbstverwaltung der Universit?t,1964, S.291ff. [20] 关于我国法律规范和中央文件对学术自由的保障，参见注[3]，第161页。